苏南：实业摇篮

改革开放以后，民营经济最活跃、声势闹得最大的地区是江苏南部的苏（苏州）锡（无锡）常（常州），费孝通先生将之总结为“苏南模式”。

自洋务运动以来，民营企业在两大民生产业拥有绝对的优势，一是棉纺业，一是面粉业，而苏南企业家则是这两大产业的绝对领先者。无锡的荣宗敬尝言，“人，有一半是吃我的，穿我的。”其言豪迈，百年后听来仍很向往。

苏南的兴盛有历史的渊源。自隋唐开通大运河之后，苏南一带就成为鱼米之乡，水稻种植非常高产，面粉业也因而繁荣。此外，这里的桑蚕产业一直十分发达，号称“衣被天下”。晚清洋务运动之后，英国和日本的缫丝织造技术引进，很快在这里生根。最早的民营织布厂就是由苏州人创办的，晚清状元、南通人张謇下海经商，办的就是丝织工厂，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创业，从事的也是这个产业。

苏南地区地杰人灵，民众性情温和，土地平坦，水网交织，便于交通运输，并且，与上海接邻，商流与人流均无比便捷，所以，是最理想的工商之地。这个地方的人脚踏实地，好办实业，百年以来，成为实业的摇篮。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，最活跃的商人主要有两批，一是来自苏南的实业家，二是来自宁波的金融家，他们合在一起称为“江浙财团”，是国内势力最大的金钱力量。

即便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苏南一带的社队企业也没有完全消失。这些企业独立于计划体制之外，成为了一股很奇特的经济力量。在资产关系上，它们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，不过，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“能人”手中，这些人甚至还是公社或大队的领导。在1978年之后，随着消费市场被激活，城里的国营企业受体制约束始终无法展开手脚，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竟“意外”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主流力量。这就是崛起的“草根秘密”。

“浙商”其实是两帮人 

自明清以来，便有“商帮”的说法，晚清最显赫的是晋商和徽商，他们以从事金融流通和货物流通为主业。1978年至今，金融业一直没有开放，金融商业的智慧全无用武之地，所以，晋商“转型”成了煤老板，徽商则无迹可觅。

近三十年间，最出名的新晋商帮是浙商。在全国，浙江的民营企业成分最高，知名的企业家也最多。

事实上，如果从地缘来研究的话，浙商其实是由两帮人组成的，他们的禀性大有不同。

一帮人属于长三角流域，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（杭州）嘉（嘉兴）湖（湖州）和宁（宁波）绍（绍兴）地区，这些地区属于传统的鱼米之乡，近百年间，以上海为中心，与苏南的苏锡常为上海经济圈的两翼，其成长模式基本属于“苏南模式”的范畴。在早年的上海滩，企业家组织——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长期由浙北人士担当。

另一帮人属于武夷山系流域，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，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与闽北合为一个文化圈，是渔民文化。自古以来，因天远地偏、土地稀少，民众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传统，是四海为家的贸易一族。这些人对商机有天生的嗅觉，对任何产业和地域均无依恋，从未有扎根的念头，信仰“工不如商，商不如囤，囤不如倒”。近三十年来，温台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，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产销市场，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业主集群，费孝通先生将之与“苏南模式”对比，称为“温州模式”。到1999年之后，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台商人开始转战在各个领域中当炒家，从炒房到炒棉花、炒煤炭、炒小水库、炒小油田等等。

与其他地域的企业家相比，浙商有一显一隐两大特征：显性的一个是，他们的勤劳与守信，隐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凶猛与好赌。近年以来，在国内股市的二级市场上，充当“涨停敢死队”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，而在更为凶险的期货市场上大赢大输的，也是他们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浙北帮在地缘上与苏南更亲密，而因为早年的“金融记忆”，他们除了善于实业经营之外，在资本市场上更为激进。浙南帮“好投机而轻实业”，与地理条件非常接近的广东潮汕商人有气质上的惊人类似。

粤商为什么动不动就“北伐”？

1990年代初，我常常去珠三角采访。无论在顺德或是中山，无论企业的大小，在几乎所有的总经理办公室里，都会看到一张地图。那些操着一口别扭普通话的年轻人动辄就站在地图前面挥斥方遒。

那时正是广东粮、珠江水北伐全的“龙兴时刻”。一直到今天，那里的企业家还是改不了动不动就北伐的喜好。

这样的气质当然又与地域系谱有关。

广东自1750年代之后，被乾隆帝定为“一口通商”之地，沿海只有在这里对外开放。朝廷设立“十三行”，也就是十三个国有贸易公司，粤海关抽税所得不入户部而属于内务府，为皇家的“小钱袋”。正因如此，广东形成了贸易全国的传统与格局，陶瓷、茶叶、丝绸及白银在这里源源流出，西洋奇巧之物及后来的鸦片也从这里源源流入，由市成城，因贸而工，珠三角一带的外向型工商传统因此而成。此外，广东还是买办阶层——现在我们称为“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”的萌芽地。据法国者白吉尔计算，到1910年前后，全国有10万个买办，广东占了一半，这群人是第一批具备了全球化观念和现代公司理念的人。自晚清孙中山起事以来，广东一带就成了革命的发源地，“北伐”成了常态，这种精神竟也渗透到商业中来。

1978年之后，一向被视为台海前线的珠三角突然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，主要原因有三：一是香港商人的进入，当时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成衣、玩具和塑料花制造基地，港商率先提出“三来一补”，内地的成本优势顿时被激发出来；二是大量逃港人员回来，成了第一批拥有原始资本的创业家；三是粤商的“北伐”传统仍然健在。于是，大量新潮的服装、食品开始倾销全国，最后在改革史上留下了一个响亮的记忆——“80年代，看广东”。

1999年后，在新兴起的地产热中，广东企业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，更是率先走向全国进行开发的集群。

粤商喜欢外出征伐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他们原本就来自五湖四海，说着南腔北调，天下原本就是他们的家。